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 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茶马互市是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

其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完善于宋朝.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分别置专署，主管卖茶与买马。嗣后以买茶本为换马，以合并为宜，乃于元丰四年（1081年），改称都大提举茶马司，设置于成都,以专切提举陕西买马监牧、兼同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等场公事。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
南宋时陕西诸路大都被金兵占领，又改称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兼提举四川等路买马监牧公事。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
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茶马互市中止。
明洪武四年(1371)﹐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茶马司初设令﹑丞。十五年改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三十年又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今青海西宁)。茶马互市再度恢复。
明初还曾设金牌信符﹐作为征发上述少数民族地区马匹的凭证。明朝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贸易。永乐时﹐明政府一度稍弛禁令﹐听凭商人与少数民族市马。但为时不久﹐又严加申禁﹐并恢复已废的洮州茶马司﹐设立甘肃茶马司于甘州(今甘肃张掖)。成化时﹐民间茶马贸易日趋频繁﹐巡茶御史屡出﹐茶多私运出境﹐而马至日少。于是弘治时被迫开放商营贸易﹐召商中茶。弘治三年(1490)出榜招商﹐给引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指定茶马司﹐六分商卖﹐四分入官。此法一行﹐私茶出境一发不可遏止﹐好马尽入民间商人之手﹐而茶马司所得却只是中下等马匹﹔明朝官员将吏为了牟取私利﹐有的故意压低马价﹐以次茶充好茶﹐有的用私马替代番马﹐换取上等茶叶﹐致官营茶马贸易更加衰落。正德时宠信西藏番僧﹐特许西藏﹑青海喇嘛及其随从和商人例外携带私茶﹐明朝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此后明廷虽时下禁私茶之令﹐又曾欲复金牌信符之制﹐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雅安﹑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等地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互市贸易的繁华场所。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内地与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清初又曾于陕、甘二省置御史专管其事，通称茶马御史。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